章立凡 林贤治/文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作者：王培元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相反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文艺史；这本《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关注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融合史学和文学的作品
本书是王先生为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划，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著作。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其中，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其中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如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不阿，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使用大量的口述材料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外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嘱我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我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王先生以为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罢。
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君子之交如水》不是人物传记，是介于回忆录与历史资料之间的文本。
现实者，流动之历史；历史者，凝固之现实。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人心中皆有自己的历史图象，有的是亲历的往事，有的是读史后对当时场景的怀想。而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身为研究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下岗学人"，多年来不断有人劝我写父亲(编注:章乃器)的传记，但我不愿写。从专业的角度，亲属所写的传记与悼词、诔文、行状、墓志等属于同类，会因感情因素而难于客观，史料价值大多不高。有时我也不得不写一些父亲的传略，但往往是以第三人称落笔；写回忆录则比较放得开，可以注入一些感情。惟两者均力求叙事准确，征引史料皆有出处。
本书中涉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多被视为"最后的贵族"。但我家高祖以上世代务农，到曾祖这一代有过功名，不过耕读人家而已。其实不少的城市居民，三五代以上皆是农民。父亲曾回忆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乡下孩子"。他有草根性，一贯反对"血统论"，又自承修养差，自然也不会以贵族自命。
作者：章立凡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就通常的社会评价而言，"贵族"尚无一定的标准，但多已广义化，非专指家谱学意义上的血统贵胄，大抵类于传统意义上博雅而有操守的"君子"。他们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不同于暴发户。"贵族"的气质非财富所能赋予，也不是"贵族学校"所能出产――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
文化意义上的"贵族"教养与学养兼备，一般会比较低调:澹泊名利，闲适中感受人生；不尚奢华，体面中淡出品味；取之有道，竞争按游戏规则；恪守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富同情心，患难中济困扶危；时穷节现，隐微处无愧青天……培育这类人需要人文的乳汁，非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所堪造就。在道德文化被摧毁之后急于发家致富，是一个民族的无奈与悲哀。
无论能否成为"贵族"，人生总有诸多遗憾，而最可怕的是生存在一个"以头立地"的时代。本书的背景年代，发生了不少头足倒置的事情，对习惯于用头脑思维的知识分子而言，浪费二十年的有效生命，痛苦是必然的。
历史是客观的，人性成分少；记忆是主观的，人性成分多。但历史是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人。有些官修正史往往也不够客观，所以才会有回忆录、口述历史、传记文学等作为补充。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朋友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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