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英《金融时报》: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078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
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
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
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
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
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
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
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
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
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
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
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
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
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
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
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
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
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
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
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
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
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
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
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
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
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
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
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
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
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
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
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
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
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
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
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
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
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
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
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
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
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
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
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
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
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
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
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
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
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
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
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
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
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
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
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
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
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
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
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
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
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
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
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
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
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
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
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
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
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
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
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
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
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
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
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
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
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 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
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
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
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
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
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
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
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
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
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
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
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
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
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
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
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
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
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
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
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
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
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
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
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
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
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
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 70%的公司离破
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
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
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
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
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
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
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
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
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
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FW: Help~~~Help~~~Help~~~

晚上，女儿又缠着要给她讲故事，我太累了，就说："你给爸爸讲一个故事吧"。
女儿说："好。从前有一只大象，不小心爬到了树上。"
我问："大象会爬树吗？"
女儿想了想说："这是会爬树的大象！"
然后继续讲："这只大象刚爬上去，就从烟囱掉进了房子里。"
我说："不是大树吗？怎么又成房子了？"
女儿说："是大树做的房子啦！"
然后继续讲："大象刚掉下去，就被一只兔子接住了。"
我问："这只兔子有多大？"
女儿说："当然比大象还大，它就是大象的爸爸！"
我刚要开口发问，女儿就生气地说："别插话啦，你到底让不让我讲啦！"
我说："你讲吧，我不说话。"
女儿说："这只大象掉进了海里，"（怎么又成海里了？忍住不说）
女儿说："被两只老鼠接住了。"（不是一只兔子吗？忍住不说）
女儿说："然后。。。。。你怎么不说话！有没有听我讲啊！"
我赶紧说："我在听呢，你讲的童话故事真好听。"
女儿生气地说："不是童话！告诉你不是童话！是新闻联播看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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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心脏支架黑幕

－－－有这样的医生和专家，我们只能祈祷自己永远不要生病

－－－商人眼中的心脏支架医生 个个身家千万

－－－去医院不是去看病，而是加速自己的死亡！！！



暴利使大量"水货"、未被批准临床使用的心脏支架植入人体，让医疗器械成了可能致人死命的"定时炸弹"，使受害者维权面临困难。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无非是其回扣更高。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病理室保存着一颗特殊的心脏。心脏的主人是56岁的南京市民老周。

2010年6月，老周在以心脏专科闻名的阜外医院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他自己的心脏被摘除。通常情况下，器官移植手术中被更换的人体器官，将按一定程序销毁。但是老周的心脏不同，它里面藏着中国心脏介入手术圈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颗心脏里面，有一个非法心脏支架。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支架在安装时出了意外，它成为埋在老周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并最终导致老周"换心"。

令人担忧的是，因受名利驱使，医生在病人身上使用非法支架，老周并非孤例。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弊病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有过类似遭遇的病人，不仅难讨公道，甚至连真相也无法得知……



被临床研究

2007年下半年，老周因心脏病入住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做了第一次心脏支架介入手术。

作为冠心病的疗法之一，心脏支架手术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穿刺进入病人血管，用导丝将一个金属支撑物输送至病人心血管的狭窄处，再用一个特殊的装置将其打开撑住血管，以保证心脏血流的通畅。

其中提到的金属支撑物便是心脏支架，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这种直径只有两三毫米，长度不过几厘米的空心不锈钢圆柱体，单个价格在万元以上。

心脏支架手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19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与一般手术由外科医生操作不同，它通常由心内科医生来做。由于不需开胸，手术时间较短，术后恢复快，成为当前中国治疗冠心病最流行的疗法。根据权威数据，心脏支架手术近年来在中国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今年将超过30万例。

第一次手术后半年，老周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的电话，通知他到医院做检查。检查完毕之后，医生认为老周的心脏血管又"堵"了，需要再次安装支架。

2008年3月25日，老周做了第二次心脏支架手术，为此又支付了三万余元的医疗费――这些费用的90％产生于支架及配套耗材。

现在回想起来，老周感觉他的第二次支架手术"有鬼"：自己原本感觉良好，是医生检查后认为他有必要手术，而这次检查本身是免费的。

第二次手术，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副院长兼心内科主任陈绍良做的。陈是国内知名心脏介入专家，《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等专业刊物编委。在南京当地一家媒体的报道中，陈被形容为在国内心血管介入治疗领域"呼风唤雨"。

根据病历的记录，这次老周的心脏中被装了一个"Partner分叉支架"，"Partner"是国内最大的心脏支架生产厂商――北京乐普医疗器械公司所拥有的品牌。据一位业内专家介绍，"分叉支架"又名"Y型支架"，主要用来解决心脏血管的一种特殊病变，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被批准临床使用。而老周回忆说，医生当时告诉他这次用的支架是"中外合资"的。

手术后，医生在老周的病历上写上"手术顺利，患者恢复正常"。然而老周无论手术中还是手术后，一直感觉不舒服，身体反而不如手术之前。

老周当时并不知道，在这个手术当中，他被装了一个尚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支架。而且，手术中还出了意外。

中国的医疗器械实行注册管理制度，任何医院器械，必须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获得注册证方允许上市使用。而对于心脏支架这样的植入性医疗器械，则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注册审批，否则视为"非法"产品。

根据南京市第一医院以及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解释，南京市第一医院在老周身上装的是一个用于临床研究的支架，但在手术过程中意外"脱载"。医生的过错，在于没有"告知"。

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即使在病人身上进行心脏支架临床试验，也应将临床试验情况告知病人并获得同意；此外还要免除相关费用。但是老周的手术均不具备这些条件。



"最值钱的病人"

实际上，如果不是从"鬼门关"上转了几圈回来，老周可能至死也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2009年11月20日，老周在乘公交车时再次突发心脏病，120救护车将其送进南京市鼓楼医院，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病情有所好转。

鼓楼医院心内科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周能被救活是个奇迹。因为送达医院时，他已经生命垂危，心肌大面积梗死，血压已经为零。"这样的病人95％要死掉。"

而老周如果真的死了，"就跟没发生一样"。

老周虽然被救活，但其发病原因一度让抢救医生迷惑。他们经检查发现，老周的心脏里有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异物，而且明显处在本不该在的地方。这个异物可能与老周此次发病有关，但它究竟是什么？

后来，经一位恰逢到南京开会的北京心脏支架专家查看，才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在2008年3月25日那次手术中，老周心血管内被安装了一个Y型支架，由于安装失败，导致其堵在心脏主血管中。手术医生当时曾做过处理，使得老周没有立即出事。但是，手术者对老周隐瞒了真相，使那个Y型支架永久性地堵在老周的心血管中。

在老周的病历中，鼓楼医院医生对其此次发病作了更为专业的描述：……本次因左冠状动脉主干Y型支架脱载导致血栓形成产生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经急诊介入治疗后血流恢复正常……

而让鼓楼医院医生以及会诊专家不解的是，Y型支架尚未批准注册，如何会用在老周身上？此外，就老周的心血管情况而言，并无必要安装这种支架，医生为何偏偏要做这个手术？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篇发表于今年《心血管病学进展》杂志的论文中写道，"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全新技术"。而在去年南京当地一家媒体关于陈绍良的一篇报道中，所用标题就是《他的"分叉病变"创新技术让世界叹服》。

在发现老周的支架手术真相后，鼓楼医院立即向南京市卫生局汇报。后者非常重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老周生命。

最大的难题仍是堵在老周心脏里的那个支架，由于它堵在了左冠状动脉主干处，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为产生血栓而要老周的命。

多名国内著名心脏病专家会诊后，决定为老周实行心脏搭桥手术，其基本思路是，重建一根心血管，以代替老周被支架堵住的那根。

2010年1月，老周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心脏搭桥术。然而，手术本身虽成功，但由于老周两次发病，心脏功能亦出现问题，其生命仍面临危险。最后再经专家会诊，决定为老周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2010年6月18日，老周在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换心"。至此，这位被认为一只脚已踏进棺材的心脏病人算是保住了性命。

据悉，几次手术及相关费用高达百万元，皆由南京市第一医院支付。此外，加上将为老周支付的巨额的后续治疗费用，老周被当地一名心内科医生形容为南京卫生系统有史以来"最'值钱'的病人"。



"断了"的支架

在做完换心手术之后，作为证据，老周家人与阜外医院约定，由对方负责保存老周的心脏。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病人像老周一样被装了无证支架？他们是否有支架手术的适应症？手术的后果是什么？

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一位业内专家表示悲观。在他看来，老周案捅开了中国心脏介入手术领域的一个"马蜂窝"，"该案只能到此为止，否则将不堪设想"。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给适应症不确定的病人安装无证支架并非孤例。

就在南方周末记者写这篇稿件的时候，北京市民段广水也正在接受由医院出钱的后续治疗。原因同样是被装了一个可疑心脏支架。

2006年5月31日，因为突发心肌梗死，段广水在北京门头沟医院做了支架手术，安装了3个支架，为其做手术的，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心内科专家。

然而，这次的支架手术并没有治好段广水的病。两年之后，段广水在5个月内接连两次心脏病发作，医院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

病人在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病情却没有明显改善，这在心内科圈内并非新闻。上海香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冯忠廉目前手里有几个"支架"病人，他们的基本情况类似：因为"胸闷"等小毛病去医院看病，然后被诊断为冠心病，继而被装了心脏支架。但是，原来的病并没有好转，只能继续求医。

根据北京305医院所作的诊断，段广水再度发病是因为先前所装支架出现了"毛刺"，"考虑血栓可能性大"。

今年9月，段广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了造影检查手术，该院著名心内科专家胡大一则明确告诉他，其心脏里的一个支架已经"断裂"。

按照门头沟医院的说法，无论是"毛刺"还是"断裂"，在心脏支架中均有一定比例，在目前医疗技术水平下不能完全避免。这意味着，如果段广水心脏里的支架是合法产品，他只能自认倒霉。

然而，随着段广水将门头沟医院诉至法院，装在段广水心脏里的三个支架，却被发现是"来路不明"产品。

北京301医院一位心血管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本世纪初期，心脏支架手术方兴未艾之际，支架市场曾经出现过大量"水货"，这些支架以极低的价格从国外购进，经销商使用假的注册证号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医院，继而用在病人身上；此外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一部分过了期的心脏支架，由于价格昂贵，经销商和医生不愿浪费，仍旧用在病人身上。

段广水身上所装的三个支架是否在上述之列，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门头沟医院未能提供这三个支架的合法证明。



靠不住的条形码

几年前，鉴于业界存在的种种乱象，与其他植入性医疗器械一样，心脏支架手术中开始推行条形码制度。所谓条形码，指企业在生产支架的时候，为每个支架制作一张"身份证"，里面储存了该支架的有关信息。病人在做完支架手术后，医生要在其病历上贴上条形码，以便于追溯产品信息，保证心脏支架的使用安全。

某种意义上，段广水发现装在自己身上的心脏支架"来路不明"，正是得益于条形码制度的实施。不过，段的经历同时也证明，这一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发现支架有问题之后，段广水将门头沟医院告上法院。根据门头沟医院向法院提供的进货发票，段广水身上的3个支架是该医院从北京一家名为"天泰嘉业"的医疗器械经营公司购买的，产品品牌是"火鸟"，由上海微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

然而，段广水病历上的条形码却显示，上海微创并没有将这3个支架卖给天泰嘉业。这使得三个支架的真正来源成谜。

更为蹊跷的是，就在该案审理期间，天泰嘉业公司突然注销了。

段广水的遭遇印证了植入性医疗器械圈内由来已久的传闻："用甲贴乙"――条形码所代表的支架与病人身上真正使用的支架不一致。

一位支架经销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行的条形码多由生产企业制作，而企业只掌握支架的上游信息，支架进到医院之后如何使用无法从条形码上反映。此外，企业卖出的每个支架大都配有两个条形码，而医生在患者病历上却只需贴一个，这意味着多出的那个可以贴在其他患者的病历上。

在该经销商看来，病人因为不懂，即便是支架出了事，也不知道查条形码；即便查条形码，企业为了不得罪医院，也往往隐瞒实情――像段广水案中这样的"乌龙"，现实中发生概率极低；即便是出了事，就像天泰嘉业那样，大不了将企业注销。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上文中提到的老周，其手术虽然使用了未经注册的支架，但其病历上照样贴有条型码。"这等于说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办好了身份证。"一位业内人士说。

2010年5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卫生局对段广水作出答复，认为他可以自行委托国内权威医疗机构进行鉴定，以确定支架质量是否存在问题，鉴定费用由门头沟医院负担。

然而问题在于，医疗机构并没有权力鉴定心脏支架的质量。不仅如此，实践中，没有任何法定机构能够鉴定已经使用过的心脏支架质量。在长期反映医疗器械问题的"打假医生"陈晓兰看来，所谓质量问题仅是就合法产品而言，如果产品本身来路不明，就说明可能是非法产品，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鉴定其质量。



无奈的举报者

与段广水身上安装的"来路不明"支架不同，河北沧州市民刘炳立身上所装的两个心脏支架则确定为无证产品。不过，得知真相之后，刘的家人同样无可奈何。

2005年7月，64岁的刘炳立因为心脏病，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安装了两个药物支架。根据病历记载，这两个支架是山东吉威医疗制品公司生产的"Excel"牌支架。

刘炳立的手术顺利完成，比老周和段广水都幸运的是，他的心脏至今未发生状况。

然而，手术后过了许久，一个陌生的电话却让刘炳立当律师的女儿刘振梅目瞪口呆。

打电话的是王明理（化名），刘炳立手术的支架提供者。他告诉刘振梅：医院给其父装的支架是无证产品。

当时，王明理已经从他曾供职的那家医疗器械经营公司辞职。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向患者说出真相。

真相其实很简单，吉威公司的"Excel"牌药物支架从国家药监局获获得注册证的时间是2005年12月。而刘的手术却是在此前5个月做的。

据王明理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时的背景是，药物支架刚刚兴起，因为价格和利润很高，在医院颇受欢迎。而产品也因此供不应求，实力一般的公司很难通过正规渠道拿到货。然而他的老板不知从哪搞来一批未见过的支架，交给下属去卖。

结果，一位专家在看了支架后说了一句：你们胆子够大的……王明理这才知道，老板交给他的那批货，原来是未经注册的"非法"产品。

据王明理回忆，虽然知道支架有问题，但与其合作的专家并没有放弃使用。他估计，公司先后卖出的该种支架约有500个，基本都用在了病人身上。

对王明理的说法，刘振梅一度有所怀疑，直到她从沧州市人民医院拿到父亲的病历，发现上面记录的确实是"Excel"支架时，才终于相信。不过，她至今没敢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此外，刘振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她本人跟医院的一位领导相熟，这让她虽身为律师，却至今未能下决心跟医院打官司……

王明理对南方周末记者称，2008年底和2009年初，他两次向国家药监局实名举报了此事，药监部门调查后，认为情况基本属实，同时表示"结果待查"。但直到现在，王明理仍没收到正式处理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和在段广水案中的天泰嘉业一样，举报期间，王明理原来供职的那家医疗器械公司也注销了……



一个商人眼中的心脏支架医生 个个身家千万

2003年到2006年之间一段卖心脏支架的经历，让王明理(化名)对心脏介入专家的看法大大改变。在他看来，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这些产品的回扣更高。

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心脏支架。他说，当年的市场情况是，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卖给医院的价格是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医院进货之后，再加价15％卖给病人。近年来，因为竞争日渐激烈，价格有所下降，但仍在万元之上，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高得离谱。业内有说法称，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在中国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在印度做完之后再在印度旅游一圈。

支架出厂价与医院进货价之间的高达数倍的利润，不可能仅仅归王明理他们这样的公司。某种意义，王明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利润向安装支架的介入专家倾斜，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

由于对技术的要求较高，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段广水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在门头沟医院做的手术，但手术医生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家)，王明理充当的是两者的桥梁，他为那些想开展支架手术的医院请来专家，同时带来本公司提供的心脏支架和配套产品。

专家的"好处"分为两块:一是支架的回扣，按支架的使用个数计算，每个是1500元。当地医院为了充分"用足"专家，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来做手术，如果总共使用10个支架，回扣总额也就是15000。

此外，专家到来之前，当地医院要向患者提前收"专家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包"。每个手术病人1500元，如果仅做造影检查而不装支架的话，则是1000元。这样算起来，专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现金收入在两万元以上。而跟王明理合作的专家，除了一周有一天半时间在医院上班，其他所有时间都在"走穴"。王明理保守估计，他们一年仅"走穴"的收入便要在500万元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经手的一批无证支架，一位专家虽然看出来问题，但仍然给病人用了，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扣是1500，无证的则是2500。

在王明理看来，在心脏支架手术圈里，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问题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据王明理的经验，对于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专家一般都要装。

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心内科著名专家的认可。该专家指出，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而在国外发达国家，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

除了卖心脏支架，王明理还向医院卖配套使用的导管。在他看来，心脏介入手术，除了滥用支架，导管的重复使用也很严重。按照相关规定，手术中使用的导管都是一次性的，可几乎所有医院都存在重复使用，医院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词:二号管。有一次，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向王明理抱怨他们卖的导管质量不好，王明理于是问"怎么讲"，对方说，你们的用四次就坏了，人家×××进的可以用十次。王明理惟有苦笑。

在王明理看来，心脏介入手术行业里，支架专家是最宝贵的资源。几乎每名专家后面都有几位王明理这样的支架经销商围着转。为了获得专家的青睐，王明理和他的同行使出浑身解数，很多时候，他们几乎变成专家的秘书―――有时甚至是保姆。"我们为专家接小孩，买早点，甚至装修房子―――一句话，只要专家有需要，我们什么都干。"王明理说。

有一个专家亲口跟他说过，干一个月就可以买一辆新款的奥迪―――这款车的售价要60万。他估计，各种明暗收入相加，这位专家早已经身家数千万，甚至上亿也不无可能。因此，每当听到有人说医生收入低的时候，王明理多有恍若隔世之感。

王明理认识的很多专家都已办了移民，这主要是受当年医药卫生领域打击商业贿赂运动所影响。当时，一夜之间，王明理发现身边的专家都不见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出国"避风"。后来风头一过，专家们陆续回来，一切照常。

在王明理看来，热衷于装支架的有两种医生，一种是年轻医生，他们刚刚工作，需要买车买房，因此干劲十足；此外，即将退休的医生也会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支架手术对体力(需要穿铅衣以防辐射)、眼神要求很高，医生上了年纪便不能再做。

钱如此好赚，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据王明理介绍，有一次他跟专家出差，手术中出了事故，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结果病人家属不懂，不仅不怪专家，相反看到专家满头大汗抢救，还千恩万谢，手术费一分没少给。即使是出事后碰到"难缠"的病人，也是由所在地医院处理，专家做完手术走人，根本不管。

卖了三年心脏支架之后，王明理决定永远退出这个行业。这段经历带给他的，除了对"专家"的全新认识，就是再不敢轻易去医院看病。



去医院不是去看病，而是加速自己的死亡！！！